被告方没有提供新的证据，只是重申了当初作为支持工伤决定依据的五份文件：（1）交通部门的事故鉴定书。
（2）包含交通事故现场的上班路线地理图。
（3）一个工友关于事故工人确系在马鞍岛施工单位上班的证明。
（4）劳动局工伤科对两个事故工人的调查笔录。
（5）劳动局工伤科对其中一个事故工人/妻子的调查笔录。
法官问：“原告对上述证据有什么意见吗？”
徐曼答：“有意见。我对上述全部证据均持有不同的意见。关于第一份证据，交通部门的事故鉴定书，只是证明了交通意外发生时两名事故工人确实在事故现场。事故鉴定书本身并不指明事故现场是否为事故工人上班的必经之路，尤其是不指明事故工人因何出现在事故现场。
“关于第二份证据，地理路线图在地理本身的意义上是正确的。假如两名事故工人当时确实是经过交通事故现场前往马鞍岛上班，那么它作为上班路线的地理支持也是正确的。但原告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两名事故工人在事发时间不应当出现在事故现场，而应该出现与事故现场完全相反的路线上。因此，被告提供的地理路线图恰好成为事故工人不在上班路上的证明，而不是被告想让它证明的东西。
“关于第三份证据，无需那位工友证明，原告随时都承认，马鞍岛施工单位是两名事故工人通常工作的地点，但这个工友并没有证明事发当时，事故工人应该去他证明的施工单位上班。这就如同，衡量明正是本代理律师的工作单位，但不能证明此时此刻我必须呆在律所或前往律所的路线上。同样，周丽娟女士在开发区康乐大道劳动局上班，即便在八小时工作时间内，她也不是每时每刻都必须处在符合康乐大道地理走向的位置上。事实上，我和她现在同时身处法院第11号厅才是合情合理的。
“关于第四份证据，这个笔录本身存在令人忍俊不止之处，它根本不能成为一份严格和严肃、合格和合理的证据。两位事故工人在笔录中说，他们过去在公司总部即工商注册地址上班，后来在马鞍岛施工单位上班。我提醒主审法官和两位陪审员注意，交通事故发生在将近一年之前，请问被告：笔录里的过去是什么时候？后来又是什么时候？事故已经过去了，假如那场交通意外恰好处在笔录里的过去，那不正好证明两个工人不在上班的路上吗？我不是质疑劳动局的工作效率，因为它的公职人员足够匆忙，匆忙到连一个重大事件的起止日期都不曾问询清楚。但我怀疑他们的工作态度，因为他们这种不可原谅的疏忽提示我，无论他们做出怎样错误的决定都不足为奇。
“关于第五份证据，也是一份笔录。它虽然不像第一份笔录那么荒谬，但我作为一个职业律师，不得不得罪一下同行，我想请教被告代理律师，你是怎样让这份笔录通过你的法眼成为一份呈堂证供？因为它不过记录了一个妻子的口供，那位妻子说，她丈夫早晨告诉她出门上班了。我不知道这位年轻的律师是否结了婚，但我想问的是，作为一个妻子，你真的对一个丈夫说的话那么有信心吗？”
对于原告向法庭提供的新证据，被告提出暂时保留对证据本身真伪的质疑，要求法庭允许被告做进一步的调查和证实。徐曼请求主审法官，让原告方证人出庭作证并获得批准，吴明海在庭上叙述了事件经过，并如实回答了被告律师的提问。
被告律师最后提出疑问：“既然原告在本次行政诉讼中提供的证据，对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是否将交通事故认定为工伤至关重要，而且人证物证俱全，那么原告为什么不在行政调查阶段如实向官方陈述和提供证据？甚至在工伤决定已经做出并送达原告后的规定期限内，也没有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请行政复议？”
徐曼说：“本律师在代理诉讼和取证的过程了解到，出现这种情况以至于令官方机构在原告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做出误判，即做出事故工人工伤认定的决定，实属无奈。主要是因为原告企业管理上存在漏洞，事发后导致关键证人和关键证据在上述合理期限内付之阙如。对此我深感抱歉，并请被告体察实情谅解难处。”
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结束时已到午饭时间。正如杨广志预测的那样，周丽娟在庭审中无需动用口舌，全部由代理律师说话。周丽娟想不到徐曼会在庭审中提到自己的名字，她那样一种提及的方式，当然无可厚非。当她从徐曼嘴里听到“周丽娟女士”这个称呼时，心头有一丝撩动，当时她就想：“她为什么会提及我呢？那不过是个类比，还挺恰切。但她不是非得拿我类比呀？而且是把我和她并排放在一起来类比，别人不知道，她和我都知道，我们两人只有跟杨广志的关系才有类比。可是谁都会尽量避免这样的类比呀！哦，不。不止杨广志，还有娇娇。”
第30章 法庭外的类比
法庭书记员递给徐曼六页a4纸的庭审记录，要求她审阅后签名确认。徐曼快速地逐页翻阅，发现七成以上是她的言论。徐曼从眼角余光里觉察到，周丽娟和官方代理律师正步出法庭。徐曼没抬头打招呼，估计对方同样没有致意的打算，虽然双方之间法庭内外均无深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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