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到天津的头两天,她曾把她十八岁的儿子带到宾馆来,叫我辅导一下体育。她个子高,她丈夫个子也高,她儿子便也有了一副好身材,且很喜欢打篮球。她对我说,我曾经跟你说过,咱们有了儿子,一定要把他培养成一名画家或者一名优秀的运动员。现在你看看他吧,能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篮球运动员。我认真地调教和测试了那个孩子几次,然后告诉她:不可能了,你儿子的腰腿已经硬了,搞体育为时已晚。她当时掉了几滴眼泪,十分伤感地说,这是他的造化呀!
这一次去天津我还见到了她的丈夫。那是她丈夫从云南回来的第二天,她借口给丈夫洗尘,和丈夫到我住的旅馆的餐厅里吃饭,她也安排我在他们对面的一张桌上吃饭,叫我看一眼她丈夫。吃着饭,我看见她丈夫对她很好,往她碗里搛菜。我当时心里就想,这是很好的一对夫妻,我不应该再和她来往了,我们的缘分该结束了。
但是,后来她又借口旅游和学术交流来过两次,每次都是发电报叫我在兰州等她……
我对李祥年的采访结束了。李祥年送我到白银路。临别时他握着我的手说:回到天津,请您去师大看看淑敏,你就说我叫您去看她的。去年她退休了。她是化学系的教授。她六十二岁了,但她还是那么可爱。请您告诉她:快七十岁了,我已是满头白发了,但仍然时时想念着她,没有一天不想她。
“印象最深的事?你是要我讲在夹边沟经历过的事情当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吗?”
“对。就我所知,凡是从夹边沟走出来的人,都有许多难忘的事情。就你个人来说,你认为哪件事情叫你至今难忘,刻骨铭心……”
这是1999年的初冬,我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建兰市场的一角——花卉市场——高吉义先生开设的花卉医院里。这个花卉市场不大,大约有四五十家花店围成个四合院。天气已经很冷了,夜间温度降到了零度之下。这是白天,花店的老板们为了招徕顾客,都把一盆一盆的鲜花摆在门外。许多盆花把四合院装扮得花团锦簇,香气扑人。
高先生的小铺外边一盆花也没有。他开设的是花卉医院,专门向那些养着几盆花但又缺乏养花经验的人讲授栽花知识,如何治疗和预防各类花卉疾病,同时出卖花药和花草肥料。他把对外的橱窗打开,在临窗处摆了一张桌子。桌上摆着许多装有药水的瓶瓶罐罐。他坐在一把常坐的椅子上,脊背倚着桌子。他叫我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只矮椅子上。看来这只小椅是专为客人准备的。小铺也就三四平米的面积,一角上还堆着一堆种花用的腐殖质很多的土壤。土壤是出卖的,顾客要栽一盆花,他就用塑料袋装好一袋,收三五角钱。是个斗室,坐不下第三个人。
他似乎是在用力思考或者回忆,久久不语。他扬着灰白色头发的头颅,他的年龄并不是很大——才六十四岁——但他的胡茬子全白了。
我仰视着他,启发他:你想一想,在夹边沟三年,你一定经历过很多难忘的事,其中肯定有一两件是你印象最深和难以忘怀的……
我这是第二次拜访高先生了。前两天,一位也是在夹边沟农场劳教过的老先生领着我来见他,我们相识了,且泛泛地谈了谈夹边沟。临别我曾嘱他,花点时间认真回忆一下夹边沟的生活,过两天我将正式采访他。
高先生思索片刻后说话了:难忘的事情是很多,还真有这么一件事叫我忘不掉……它在我的心里藏了几十年,我从没对人说起过,就是我的女人、我的子女也不知道,可是它又时时刻刻咬我的心,折磨我,有时把我从睡梦中惊醒……那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几十年了,但至今我也想不通,搞不明白,那件事我是做错了呢还是没做错……
第一次见高先生,他给我的印象是位性格开朗说话干脆且善于言谈的人,但今天他说话的口气却迟迟疑疑,有点欲说还休的样子。我挺了挺腰板,引项瞩目,耐心地等待他说话。就我的经验来说,听这些老先生谈话是不能着急的,不能催,不能追问。你越是催促急于了解下文,他可能谈得越是简洁,或者干脆就此打住。这些夹边沟农场的幸存者真是怕树叶子掉下来打破了头呀!
那是1960年的春天吧,也就是三四月份的时间……高先生的脸上呈现出努力回忆的神情说。对了,是四月初的日子。一天,领导从全场抽了八九个身体好的人,到酒泉县去拉洋芋种子……里边有农业队和基建队的几个人,还有金振柱,——金振柱是基建大队的分队长,是个“拐棍”——我们八个人由他带队。还有一个姓魏的二劳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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