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犹犹豫豫不敢敲门了。我怕过不了姐姐和姐夫这一关呀。上次我妈妈给了我车票钱,我没听人家的话跑到天津去了;这次回来没有任何手续,姐夫姐姐猜都能猜出我是逃跑回来的,还能留我在家吗?
我在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蹓跶,思想里剧烈地斗争着进不进家。我的确想进家去呀,想看看亲人;我的身心都疲惫了,真想在家里睡一觉,休息休息,吃一顿饱饭。我却又不敢进门。我逃出夹边沟很不容易。可以说冒了很大的风险吃尽了苦,我可不愿意叫我的亲人们打个电话就把警察叫来,把我逮起来送回夹边沟去。这次要是抓回去,可就不像上次了,说不定要“升级”的。
我在姐姐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整整一夜也没敢敲门。到六七点钟天亮了,第一趟从通县到北京市的公共汽车开过来了,我上了车。什么母子情呀同胞情呀,就都结束啦。
汽车到了市里,下了车,我开始琢磨下一步怎么办。我从夹边沟出来的时候身上有七八十元钱,虽然整个路途几乎没买车票,但我身上的钱已经花光了。在石家庄买了两只高价鸡就花去三十多元,其他的钱住旅社吃高价饭用了。我想找个临时工干,北京却没熟人,而北京的户籍管理是很严格的,市民们对外来人警惕性极高,我不敢自己去找工作。
我在街头流浪了三四天,白天在街道上蹓跶,在商店里站一会儿,暖和暖和身体,夜里就去蹲火车站的候车室。正是春节运输的高峰期,流动人口多,我在候车室坐着睡觉并未引起警察的怀疑和注意,但是身上就剩下两三元钱了,我的内心很恐慌:怎么办,花完这两三元钱后挨饿吗?我想来想去,决定去偷了。我也看见了少数人伸着手向人乞讨。这是不犯法的,我却嫌丢人,张不开口向人乞讨,再说,警察看见了就抓,抓住就收容,我还真怕被收容和审查。
我用身上的最后一点钱买了个电筒,又买了一把钳子,钳子插在衣裳里边的皮带上。这天夜里我闯进了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白天侦察好的,进修学院放寒假了,门口和院子里冷冷清清的,门房的门锁着,没有人。
我是夜间十二点钟走进进修学院的,门大敞着,一个人影也看不见。进了院子我就东看看西走走,看能从哪儿下手。我想好了,如果遇到了人,问我干什么的,我就说找人。我穿着蓝棉布的大衣,长毛绒的领子,里边是一套毛料的中山装,不像个拧门撬锁的。
我走来走去到了一栋平房跟前,看见一间房的门口挂了个牌子:教师进修学院伙食科。好呀,我找的就是这种目标。门上挂着个半大的铁锁,我用钳子钳紧了,用力一拧,锁就开了。我推开门进去,又关上门,从里边上了锁。——这样,就是来人推门,也以为里边有人,就不会起疑心了。房子里有四张桌子,其中的一张是写字台,挂着一个小锁。我没用力就把小锁拧开了。拉开第一个抽屉,里边有七八十斤北京粮票,一百多元钱。这正是我需要的。拉开第二个抽屉一摸,有个公章。我用电筒照了一下——不敢多照,怕外边人看见电筒的亮光——公章上一行字排列成半圆形: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中间一个五角星,下边横着一排字:伙食科。这东西对我也是不可或缺的,住店要介绍信呀。正好抽屉里还有一本教师进修学院便笺,我撕了点纸把伙食科三个字挡住,铛铛铛盖了五张,撕下来装进口袋,把公章扔在桌子上——那东西我没用,说不定还会招惹麻烦。然后我拉开门大大方方走了出来。
有了钱有了粮票,转天我美美地吃了一顿馆子,又买了二斤点心提着,随时想吃就吃。唉,人要是吃饱了肚子心情都好,心情一好连烟都不想吸了。我买了一盒红锡包香烟,三天才吸完。只是长期挨饿的肚子享受不了丰盛的炒菜和油水,拉了两天肚子。
虽然有了教师进修学院的介绍信,我仍然不敢住旅店,因为内行的人一看就知道那介绍信上盖的公章是假的:上边有弧形的一行字,下边一半都是空白,空白的面积太大了。但我的生活总归是有了很大的改善:晚上蹲候车室,白天到浴池去洗澡,在澡堂子短暂地睡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这样子过了近一个月,手头的钱和粮票快用完了,我就又作了一次案:有一天夜里我在动物园附近闯进一片灯光通明的楼群里。当时我没记下那是个什么单位,只觉得那是个部队的机关,我在院子里侦察时发现有军人在走动。院里有一栋平房,一间房门口挂着个牌子:伙食管理委员会。我拧开门进去,偷了一大摞粮票,一百多元钱,还有十几斤油票。
这一次作案之后我准备离开北京。我怕在北京街头流浪的时间长了,引起公安的注意。谁知就在我离开北京的这天出事了。我偷了七八百斤粮票,在北京猛吃了几天:下馆子,或是花半斤粮票三五元钱买一斤高价糕点。有时为了省钱买平价点心,我也站在副食店里向买食品的北京市民换北京市粮票。但这种时候总是担惊受怕。怕有人追问我哪来的全国粮票……做贼心虚呀!我还把对我来说没有用处的油票寄给了我们家。那次偷了一大摞粮票,但到底有多少斤,我始终没数过,怕叫人看见和引起人的怀疑。这天准备要离开北京了,我想把口袋里的钱和粮票清理一下,就去公厕解手,蹲在茅坑上数粮票。我正数着,突然觉得头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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