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国标又在动员群众下去救人，我舅舅终于狠狠地扇了他一记嘹亮的耳光：“你这个畜牲，再动我就砸烂你的脑袋！”
黄国标看我舅舅手里举着一根扁担，眼睛血红，满脸杀气，真的蹲在地上不敢动了。
我舅舅站在一群魂飞魄散的社员中间，大声地喊道：“从现在开始，一切听我指挥！”
村里的男女老少们用脸盆端着水，桶里挑着水全都涌来了，哭声震天，寻死觅活，撕心裂肺，现场一片混乱。团员秦义林新婚的妻子尖叫着一声：“我跟你一起去！”她撞开人群，一骨碌滚了下去，很像战场上滚雷的英雄一样。哭叫声半途而废，秦义林的妻子披头散发地被倒下的陈德胜绊住，无声无息了。
我舅舅大声地对社员们说：“下面的人全都氨气中毒了，必须用湿毛巾捂住嘴下去救人，年轻人跟我来，其余人跟根生叔到玄慧寺白果树下铺上席子。”
说着我舅舅第一个捂着湿毛巾冲了下去，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也跟着下去了。半小时后，十二个中毒的社员全都抬了上来。
在玄慧寺前的白果树下的通风口，我舅舅指挥了抢救的全过程。
抢天呼地的哭声中，我舅舅撬开中毒者的口，让社员们用扇子对着中毒者的鼻子和口腔扇风，然后命令赤脚医生殷小红从医务室拿来了五瓶盐水，只有两个输y管，我舅舅按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的频率轮流给十二个中毒者输y。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等到公社医院赶来时，已经有七个人醒了过来。
天黑下来后，十二名中毒社员抢救过来了九人，最先下去的张光富、刘忠怀和年龄最大的老党员陈德胜不治身亡。
公社医院的大夫说，如果不是我舅舅郑天良及时采取有效的抢救措施，中毒者再晚四十分钟将全部死亡。我舅舅从死神手里抢回了九条人命。
第二天，我们生产队的稻场上摆放了三口棺材。
老天像一床很厚的棉被捂住每个人的鼻子和嘴，一种窒息的感觉让所有的人都有了一种死到临头的恐惧。
太阳依旧挂在天空一个劲地向地面的庄稼和人的心里泼火，蓝汪汪的天幕上漂满了死人的面孔，我故乡的人民在一场遥遥无期的噩梦中反复回忆着一九七三年夏天的那个恐怖的画面。
一九七三年秋天时候，有几个穿戴整齐的城里人来到村里找到我舅舅郑天良，后来我舅舅就成了全县回乡知识青年的榜样，报纸上登出我舅舅扎根农村，改造世界观的事迹，大部分篇幅用来赞扬我舅舅如何沉着冷静而又奋不顾身地抢救十二个阶级兄弟的，文章模仿《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节奏快，很有悬念，而且还有一些不实之词，诸如我舅舅对中毒者口对口地呼吸，还有背上了第一个中毒者后才让其他人跟着一起下去，我舅舅为此还找过县知青办，要求报纸上发一个更正。知青办的同志说此事不好办。
一般说来，只要报上宣传你在农村扎根了，那么你就基本用不着扎根了。这就像一个出院的病人大谈肺结核的时候，他就已经不是肺结核患者了，肺结核已成往事。
一九七四年，我舅舅郑天良被推荐上了“社来社去”的省机械工学院，当了两年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当然没有回我老家的公社，作为一个知青模范，他被分配到了离县城只有十二公里的朝阳公社任党委副书记，两年后任党委书记，时年二十九岁。
我舅舅作为一个乡村兽医肯定是优秀的，但作为一个党和政府的官员，其工作方式和c作手段当然应该与做兽医是有很大区别的。当兽医讲的是对手下的牲口要稳准狠，干净利索，一刀两断；而当官面对的是人，人是最伟大的，人同时又是世界上最难伺候的动物。当官似乎是运筹帷幄之间，决胜千里之外，不图一时之勇，不逞一时之能，以退为进，以进为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或太极推手，或借刀杀人，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当官除了具有手艺人精湛的专业技术外，还得要有技术之外驾驭人的智慧和谋略。
我舅舅被枪毙了，他被枪毙我没有一点同情和悲伤，甚至还有些幸灾乐祸。作为亲戚，他见死不救，没有人伦；作为官员，他腐败堕落，逆了天理国法。如果他真的一如既往地坚持原则和信仰，我愿意对他保持一种人格上的尊重，然而他并非如此。
后来我从耿伟强父亲耿天龙那里了解到，我舅舅郑天良索贿受贿的数字是四百一十四万，比胡长青还少几十万块钱，情妇也没有七八个，实际上只有一个半。整个作案时间也就是一年半内完成的，是属于腐败分子当中起步晚进步快的一类。
耿天龙住在县城护城河边的一幢两层小楼里，站在楼上可以俯视河边的绿柳如烟和两岸拥挤的店铺和人声鼎沸，这位退休的商业局长说他喜欢看到商业繁荣的景象，就像一个赌徒一辈子都希望听到麻将声一样。
楼下的院子里栽种着各种花木和盆景，我和耿天龙的谈话是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开始的，身边花坛里的菊花在阳光下弥漫起稠密的金黄色的浓香，头顶上葡萄架上挂着两只鸟笼，笼中鹦鹉和八哥情绪活跃，很显然它们对笼中不劳而获的生活相当满意。
老人很客气，泡了一壶上等的“碧螺春”，还给我递上了一支软壳“中华”烟，耿天龙置身于鸟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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