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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我们说到刘宋帝国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及汝南太守常珍奇双双遣使北魏，要求投降，并献出土地，要求北魏出兵接应。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什么呢？他们投降是真是假呢？
这就要从刘彧平定刘子勋的“叛乱”说起了。在“昏君辈出”那一章里，我跟大家介绍了刘宋前废帝刘子业荒唐的事迹，而刘子业的十一叔“猪王”刘彧是被作践的最惨的一个，可野百合也有春天，刘彧逆袭发动政变杀掉刘子业，可刘宋帝国因此动荡起来，一些别有用心的大臣们拥立远在江州的刘子业的三弟，年仅11岁的刘子勋称帝，和刘彧的建康政权分庭抗礼。
按照儒家的“父死子继”以及“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礼法，其实刘彧应该被扣上“乱臣贼子”的帽子才对，而当时的形式也却是如此，驻守各地的州长刺史们大都响应刘子勋的号召，跟刘彧划清了界线，这些人里就包括了薛安都和常珍奇。不过和其他响应刘子勋的将领一样，薛安都和常珍奇并未出动边防军主力和刘彧的中央军作战，这种首鼠两端的军阀心态其实非常正常：第一、就算尽心尽力帮助刘子勋打赢内战，自己也不是江州帮的核心成员，在新政府中未必能谋得好的职位；第二、万一中央军获胜，自己也不至于和刘彧结怨太深，到时也给自己留个退路和回旋的余地；第三、自己毕竟是边防大将，为帝国守土保疆也是自己份内的事情，这点职业操守还是有的。
于是，在“薛安都思维”的影响下，大多数边疆将领虽然声援刘子勋，但都是观望居多，刘宋帝国发生在公元466年的内战其实演变为江州帮和中央军的火并。虽然刘子勋占领了“道德高地”，但是以“北府兵”为班底的刘彧中央军的实力还是技高一筹，最终刘子勋落败，被刘彧砍了脑袋。此时，以薛安都为代表的声援刘子勋的边疆将领们见大势已去，全部上书刘彧，要求归降。
故事发生到这里，其实刘彧如果顺其自然，派一介文臣，手持一纸诏书就可以安抚边疆所有将领。如果刘彧实在心里上过不去这个坎，受不了这些将领曾经的“背叛”，也可以学学自己的老爸刘义隆当年的韬光养晦，诛杀权臣的统御之术，缓缓图之的话，那历史也许就此被改写。
但我们的“猪王”皇帝刘彧同志显然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计划向淮河以北的叛军炫耀武力，命令镇军将军张永、中领军沈攸之率领五万精锐北上“迎接”薛安都。其实就是武力胁迫，让薛安都等人乖乖就范的意思。不过刘彧手下还是有明白人，尚书左仆射蔡兴宗说：“现在我们用重兵迎接薛安都，他一定会惊疑忧虑，甚至会招引北方的胡虏。何况薛安都在外，据守的是北战场的一个重要据点，紧接边境，地势险要，兵力强大，无论包围还是攻击，都难以奏效。为了国家利益，尤其应该使用和平手段安抚。一旦他叛投北魏，那是后患无穷啊！”征北司马萧道成（后来篡位建立南齐的那位开国皇帝）和蔡兴宗意见一致，也同样不建议刘彧用强。
可惜刘彧刚愎自用，自我感觉实在良好，根本听不进去这些反对意见，一意孤行，于是大军在张永和沈攸之带领下北上徐州。此时的薛安都和常珍奇早就得到消息，自知已经不容于刘宋帝国，为了保命，他们立即遣使北魏帝国，计划叛投敌国，为了表示诚意，薛安都还特地献上自己的一个儿子作为人质。
“猪王”刘彧送来大礼包，北魏冯太后当然乐得笑纳。帝国镇南将军尉元在得到皇帝充分授权之后，挥兵南下，直取薛安都所在的徐州州府所在地彭城（即现在的江苏徐州市）。不过“受降如同打仗”真是一点不假，尉元前去徐州的路途上可谓凶险无比，因为当时刘宋的将领们可不是都和薛安都一样铁了心要投降北魏，其实就算薛安都本人也是犹犹豫豫，首鼠两端。
尉元的大军渡过黄河，首先来到无盐城（山东东平县，西门庆潘金莲的阳谷县在当时就归东平辖制），此时驻守在无盐城的是刘宋帝国兖州刺史申纂，申纂可不愿意随薛安都叛国，不仅如此，申纂还将计就计，派人前去尉元的军营商量投降事宜，企图通过诈降来突袭北魏南下的军队。
尉元何等人也，深知受降行动的凶险，《资治通鉴》记载尉元表面接受投降，暗地严密戒备，但史书并未交代尉元是如何“严密戒备”的。不过料想尉元应该就是要求申纂交人质、交城防钥匙、军队出城接受整编等等措施，从而使申纂无机可乘，于是申纂撕下伪装，紧闭无盐城门，登城固守。尉元也没有为难申纂，因为他知道自己此行的主要目的地是徐州首府彭城，于是尉元派少量部队监视无盐城，而自己率领兵团主力继续南下。
公元466年11月29日，尉元大军抵达瑕丘（山东兖州市），瑕丘守将毕众敬本是反对薛安都投敌的，在薛安都遣使北魏时，毕众敬却派人到健康请求投降，刘彧大喜，任命毕众敬为兖州刺史。
可历史就是这么巧合和充满戏剧性。毕众敬的儿子毕元宾曾在健康获罪，如今逃亡藏在毕众敬处，此时毕众敬趁投降政府之际恳求政府赦免毕元宾，可惜刘彧不知道是不是脑袋被驴踢了，居然不赦免小毕的罪过。老毕得到消息，不由得怒气冲天，拔出佩刀猛砍庭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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