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跟我去吃汉堡王。” “夜里两点吃汉堡王？” “我饿得受不了。”她可怜巴巴地看着我。
我没办法，只好起身陪她去候机厅对面吃汉堡王。 我在餐厅里遇上了英总和妙妙，还有三五个我不认识的姑娘。她们埋头吃喝，每个人手里都举着一大杯可乐，双目炯炯。 “海棠！”英总直接跳起来朝我挥手。她结了婚，可是举止仍然像个少女。 我赶紧打招呼，妙妙嘴里叼着薯条给了我一个熊抱，番茄酱蹭了我一脸。
英总向另外几个姑娘介绍我：“以前的同事，北京最棒的宣传之一。”
我吓了一跳，说起来我只干过那一票，哪里敢称最棒。 “您别损我。”
“从来不说大话，成绩在那儿摆着呢。” 几个女孩听说我参与了去年贺岁档的宣传，立刻毕恭毕敬起来，叫我“海老师”。 我差点儿落荒而逃。陈白露在我身旁憋着笑。 我赶紧岔开话题，问：“公司是在组织度假吗？” “这个时候度假？是首映巡回，第一站在南京。”
我的脸腾地红了。刚刚还被称作“老师”，转头就问出这么蠢的问题。在电影行业里，这时正是最忙的时候。说起来我也是做过这个工作的，怎么这么快就忘了呢？
说起来也整整一年了。 竟然整整一年了。 这一年她们在暑期档发了很棒的片子。当我在杂志的访谈上看到妙妙的名字，心里不是没有一瞬间的难过。如果我当初坚持下来呢？也许现在被记者包围着要“谈谈这部电影在宣传上成功的经验”的人里，也有我一个。
而我这一年做了什么？空空如也。 我吃了数不清的美食，可是酒肉穿肠过，我回忆不起任何一道菜的味道。 我把衣服和鞋子更新了一遍，扔掉的和现在放在柜子里的，大部分都没摘掉吊牌，明年我会再把它们当作垃圾扔掉，然后周而复始。
我喝了很多名酒，酒醒后，又像没醉过一样。
比较有意思的事是，我陪杨宽参加了一场超跑嘉年华，可我唯一记住的场景是after y散场后，几十辆超跑带着诱人的轰鸣在我面前几秒钟消失，剩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酒店门口高高的台阶上。
我那段时间倒是看了不少好电影，有时候也会在心里默默盘算：这个电影的片花如果由我监工，一定能剪得更好。然后又陷入无尽的失落：我还会有监工剪片花的机会吗？我真的能放弃这纸醉金迷的生活，把自己投入到压力重重的工作里吗？
妙妙抽了张纸巾帮我擦去腮上的番茄酱，对面的玻璃门里映出我们的影子。我们一样的年龄，一样的身材，可是区别如此明显。我疲惫懈怠，即使是要去一艘最豪华的游艇也振奋不起来；妙妙带着巨大的黑眼圈，满脸的睡眠不足，却精神饱满得像个刚刚打了胜仗的战士。
我愣在原地，冷汗轰地出满全身。 我们都是两手空空地来，最后两手空空地走。但中间这几十年，有人把自己经营成一本厚书，而我依然是一摞白纸。 英总突然说：“你不是回广州了吗，怎么还在北京？” 我哑口无言。
我从来没想过回广州。我撒谎是在礼貌地拒绝工作。我还在北京， 是因为我沉醉于吃喝玩乐。
我能把实话说出口吗？她刚刚还夸奖我是“北京最棒的宣传之一”。 我却连万分之一也担不起。 陈白露买好了汉堡，想要坐下来，我赶忙同英总和妙妙告别，然后把陈白露拉走。
我们回到休息室，陈白露欢欣的脸色立刻凝固了。一个比我们小两岁的姑娘，名叫程雪粟的，家境显赫得可以和杨宽比肩。我们早就认识她，从前在我的印象里她一直是高中生，其实现在也大二了。她的眉眼渐渐长开，个子也高了，讲话细声细气，从不大笑或者大惊，是一个安静的美人。
程雪粟端坐在沙发上，穿着一件鹅黄色的连衣裙，围着雪白的毛线围巾，好像一丛迎春花一样，大眼睛清澈得如同山泉；陈言坐在她身旁， 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目光像在糨糊里泡过一样，黏在她白皙的脸上。
毕竟是要在一艘艇上住半个月的，我生怕陈白露当众发火，赶紧拉开她：“他才看不上这种脑仁儿只有二两的傻妞呢。”
陈白露显然急了，嘴角刚撇下来，一眼看到对面的路雯珊一脸捕捉到八卦的兴奋。
这是比什么劝解都有效的良方。路雯珊是陈白露天生的克星。陈白露果然压制住了火气，但她仍然不愿走过去和他们坐在一起。
“我们在外面吃。” 我又困又累，和陈白露站在休息室门外吃着汉堡。 “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他别越界。”她说。 我把手一挥，并不是为了安慰她，我对陈言有一百个放心：“程雪粟那样的小花瓶，只能摆在家里看着，她哪里比得上你。” 陈白露眉毛一挑：“你的意思是说我不能做花瓶咯？” 我被噎得一愣：“谁说不能。把嘴闭上，垂着眼皮看人，低着头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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