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急，像是身体不大舒服，我推开卧室门，房间里没有开灯。
她一只手撑在墙上，一只手拉开我放在床头的小冰箱，冰箱里橘红色的光微弱地透出来。她拿了一盒冰激凌，又从椅背上拿起一条我扔下的丝巾，打开沙发一侧的落地灯。
“你怎么了？” 她半躺在沙发上，一只手解开衬衫领口的两个扣子，露出半个丰腴的胸脯。然后她把包着冰激凌的丝巾捂在胸口，剧烈地咳嗽起来，脸上红云滚滚。
“喝点儿普洱解酒。”我转身要拿茶盘。
她边咳边摇头。
“我没有喝酒。”她勉强说。 “心里很热。”她平静了一些，冰激凌外的白霜被她的体温烤化，水珠从薄薄的丝巾里渗出来，成股地流进文胸里。 “这太冰了。”我把丝巾从她手上拿开，她握着丝巾的手指是冰凉的，但手背却滚烫。 “给我吃一点儿——勺子呢？”她边喘息着边四下看着，宽大的双眼皮因为生病的缘故显得更深了。书架上有一套咖啡杯，她指着托盘里的小勺子，想说什么，又低头咳嗽起来。
“不行。” 我不能说“去医院”或者“去吃药”之类的词，这是她的死穴，她似乎有些病态的讳疾忌医，又或者，这是在暗示她不够强大，需要靠别人的摆布才能恢复健康。
我甚至从未见她吃过一片药。 “那，给我一瓶水。” 我从只剩了一个底儿的矿泉水桶里倒了一杯给她，她伏在沙发靠背上摆手：“没有气泡水了吗？” “气泡水都在冰箱里，你不能喝。”这是我的妥协，她也不再和我争了，接过玻璃杯仰脖喝下，然后她叹口气摇摇头：“还是热。” “你是不是有肺病？”我听着她沉重的呼吸声，担忧地说。 她果然一听到“病”字，脸上立刻浮现出短暂的乌云，但是很快被病容驱散了。 “可能有。我最近都不大抽烟了。”
“戒烟有什么用，何况又没有戒。你应该去检查。”
她捂住胸口边咳边笑，笑声沙哑得吓人，“有又怎样，现在肺病还会死人吗？”
她每一运气，皮肤就出现灼烧般的颜色，我看着她倒在那儿难受的样子，不知道是生气还是难过。
我阴着脸。 她安慰我说：“放心，年轻就是药，什么都能挺过来。” 然后她换了个姿势，把散下来的头发从后面抓起，晾着汗津津的脖子；她的头向上仰着，半躺在沙发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客厅里欢声笑语，偶尔有极大的声浪从门缝里传进来。我估计一门之隔的狂欢的人群根本忘了为什么会有这个 y，因此他们也没有发现生日聚会的主人已经不见了。我听到付师傅拖着重物进门的声音，姑娘唤“服务员”的声音 ——她们真的把这里当餐厅了！我似乎还听到香槟开启的声音，仿佛那泡沫要从门和地板的缝隙间流进来。
各种情绪，突然从四面八方涌入。 二十一岁生日，在不知道算他乡还是故乡的地方，同父母相隔千里。
岂止生日，连春节也只能匆匆见一面；我不知道这人伦的分离需要用多少物质的享受才能弥补，至少，我现在已有的还不能。因为我还在思念和难过，并且委屈像无边的大海，在小小的卧室里将我团团包围。
陈白露还在盯着天花板窃笑。我坐在她对面，用袖子抹着眼睛。 燥热也会传染吗？我似乎也感受到了陈白露说的“心里热”是什么感觉。打开冰箱拿冰的气泡水，陈白露在身后说：“那是黄酒吗？” 果然有半瓶黄酒。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在卧室的冰箱里。
想起来了，前几天我把螃蟹拿到卧室来吃，顺手也拿了黄酒。
“热一点儿来喝嘛。”她很有兴致。 房间里没有喝黄酒的杯子，只有两套咖啡杯。用电水壶烧了水，热水倒进茶海里，两只镶了纯金边的咖啡杯里各倒进半杯黄酒，她的少一点儿，我的多一点儿；杯子放进茶海里温着。
休息使她脸上的灼烧的红晕褪去了，变得苍白。她的头发松散地披拂在饱满的脸颊上，“生日快乐。”她细瘦的手举起一只杯子，“我知道你比看上去孤独。虽然旁人能做的很少，可是有我在，希望你多少能好一点儿。”
我在眼眶里蓄了很久的泪水汹涌而下。 我得说，尽管我们共处的大部分时间她都让我恨得牙痒痒，但那一刻，我很爱她。
她喝过酒之后，精神反而平静了，脸上也和缓了许多。我扶她睡在床上，然后去客厅里把客人打发走。
陈言坐在陈白露刚才坐的椅子上，手里捏着她一头已经烤得焦黄的雪茄出神。见我出来，他立刻迎上来，酒醉使他跌跌撞撞，看上去满心焦急。
“她是谁？” “陈白露。”我不动声色地说。 我早知道他要问的。这是注定的。
2009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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