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维说，出自《管子》。《管子?牧民》写道：“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意思是说，国家确立有四个根本的支柱，这就是礼义廉耻。“礼”指上下有节，有礼，就不会超越节度；“义”指合宜恰当的行事标准，有义，就不会妄自求进；“廉”指廉洁方正，有廉，就不会掩饰恶行；“耻”指知耻之心，有耻，就不会同流合污。礼，能使人注重礼节与规则；义，能够使人充满仁义而无巧诈；廉，能够使人清廉而不藏恶行；耻，能够使人感到耻感而不妄为。他认为“礼、义、廉、耻”与法相比，比法更为重要，把它们认作支撑国家大厦的四根柱子。这四根柱子如有一根断裂，政权就要倾斜，因而缺一不可，如果国家丧失这四维，国将不国。
孔子发展了管仲的礼义治国的基本思想，以仁释礼，提倡为政以德。后世儒家学说普遍重视仁政治国，注重廉耻以确立人的自身价值。可以说，礼义廉耻是传统社会的道德准则，也是儒家社会学说的核心价值所在。
顾炎武在《日知录》里，专门有一篇讲廉耻的文章这样写道：“《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礼义廉耻至为重要，礼义关乎治人，而廉耻则关乎立人。但顾炎武认为，这四者之中，耻最为重要。顾炎武为何如此认为？他以《孟子》之言证明，“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在顾炎武看来，人如果无耻，就会发生不廉洁的行为，更会“悖礼犯义”，也就是说，做不到“耻”，会成为一切恶行的根源，所以他特别强调“行己有耻”：一个人行事，凡自己认为可耻的就不去做。“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
历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一但掌握政权而面对治国安民之要务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治民的首倡：“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四者，之所以能够在传统社会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必然有其普遍价值的特征所在。孙中山在创立中华民国时，作为国服的中山装在设计时前身有四个口袋，其所寓意义即是表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可见礼义廉耻作为传统社会价值观依然有其不可比拟的现实作用。说过这样的话：“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是这样，**也会是这样。”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礼义廉耻不可偏废。只有知道了礼是什么，人们才能按照规范行事而不逾节；只有知道了义字当头，才能使我们的社会有仁义，有仗义，有勇为，有担当；只有知道了清廉，才能洁身自好；只有知道了耻辱和羞耻，才能使百姓有所敬畏，言行有底线。对于一个政权而言，自然要格外重视礼义廉耻的道德建设，让人们明是非，知荣辱，有敬畏，有准则，特别是有耻感之心，才能使社会充满温情。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为人需要品德，从政需要官德，而治国需要的，就是每个人都内化于心、外现于行的核心价值观。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这种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今天，我们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提出“三个倡导”，勾绘出一个国家的价值内核、一个社会的共同理想、亿万国民的精神家园，为改革发展划定了价值的航标，正是当代中国的“立国之维”，是亿万人民的“价值公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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