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始至终都是泛泛而谈,没有涉及具体业务合作项目,没有解决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更没有达成什么共识,或者签订什么协议。谈完公事,大家就相互打听一下年龄、籍贯、身体状况、家庭情况,以及各自的配偶和孩子。到了实在无话可说的时候,严锋清就起身告辞。别人真诚相送,或者客气地留拜访者吃一餐饭。
每次走访的流程基本一致,谈话的内容也是千篇一律。
王加林开始质疑这种疲于奔命的实效。因为他们跑了一个多月,支行的各项业务指标和经营数据并没有明显好转,存款依旧增长缓慢,资产质量还在继续恶化。
严锋清这么东奔西走,会不会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会不会是因为搞不清发展方向、找不到经营策略而如无头苍蝇般瞎撞?
因为鞍前马后地跟着严锋清跑,一次又一次地喝得烂醉如泥,方红梅曾痛斥加林是“严锋清养的一条狗”。这话尽管难听,但加林却没有办法反驳。支行新的领导班子成立之后,他的确唯严锋清是命,与严锋清走得太近,也跟得太紧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让他是办公室主任呢?
无论党政机关、社会团体,还是企事业单位,都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一个合格的办公室主任必须具备五个方面的素质。概括地讲,就是要当好五个“子”:笔杆子、夜猫子、气袋子、酒坛子、狗腿子。只有这五个方面都很出色,才能够让领导满意,才能得到提拔和重用,即所谓的“五子登科”。
王加林不能脱俗,也只能按照这条路子去走。
方红梅骂他“家懒外勤”,完全不顾家。这一点,加林必须承认,并进行过深刻的反省。
家务事确实做得少了,因为落屋的时间的确很少。即使在家,他也总是感觉特别累,浑身酸软无力,而且经常犯困,躺在床上或者靠在沙发上就不想动,也搞不清是酒精中毒,还是身体上有什么其他毛病。洗衣机、空调和席梦思这些东西,他是准备去孝天城买的,可一直没有瞅到能够顺带这些大物件的货车,就耽搁下来了。
方红梅说加林不关心女儿,没有尽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这是最让他感到内疚的。
王彤马上就小学毕业,要参加初中招生考试了。孩子学习怎么样,成绩在班上排多少名,他一无所知。本来,王彤今年应该上五年级的,是他固执己见,坚持让王彤从四年级直接“跳”到了六年级。
去年,花园镇实行学制改革,小学由五年制改为六年制。因为是过渡期,学校规定,四年级的学生可以升五年级,也可以直接读六年级,由家长自愿报名。王彤刚好上完四年级。在决定她是读五年级还是读六年级的问题上,王加林和方红梅产生了分歧。
方红梅觉得,女儿上学本来就早,八岁就读小学四年级了。在班上比其他的同学年龄小一大截儿,所以应该读五年级。这样一步一步地往上升,既能够保证知识的连贯性,孩子也不至于过于吃力。
加林同志的意见则恰恰相反。
他认为老婆是典型的“头发长见识短”,只注意到表面现象,而忽视了最关键、最本质的东西。他说,六年级全校只有一个班,学生是从四年级好几个班中挑选出来的,这就等于变相办了一个“五年级快班”。因为这个班担负着小学升初中考试的使命,学校必定投入最强的师资,把六年级作为重点中的重点。王彤年龄虽小,但有志不在年高,既然成绩不算太差,就应该大胆地让她上!留在五年级,孩子反而不能满负荷运行。固步自封,右倾保守,说不定就会摧折了一棵“少年科技大”的苗子。再说,小学基础知识固然重要,但一个人学习上的进步,主要在中学阶段。女孩子成熟较早,早点儿进入中学是有好处的……
王加林有理有据、慷慨激昂的陈词,使得方红梅哑口无言。
就这样,本来应该读五年级的王彤同学,跳级进入了六年级。
由于六年级一年要上完两年的课程,还要挤出时间复习备考,功课拉得很快。王彤同学每天回到家里,完全没有闲着的时候,不是记公式、背课文,就是做作业、写作文。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上厕所也是手捧课本叽哩哇啦地读,没有哪一天晚上十点以前能够上床睡觉。
起初,加林还天天检查女儿的功课,守着她完成作业。时间一长,他也没那份耐心了。特别是感觉身体比较疲劳,或者工作不顺心的时候,王彤找他求教准倒霉。
加林同志要么大声吼叫,骂女儿笨,要么让女儿自己去“动脑筋”,搞不好还会给女儿一巴掌。
于是,王彤就赌气地闩上房门,不吃不喝,不搭理大人,或者蒙在被子里号啕大哭,甚至把课本钢笔作业本一扔,倒在客厅里满地打滚。
每逢这种时候,方红梅便如局外人似的“坐山观虎斗”。不冷不热地冒出一句:“是你要她读六年级的啊……”
加林同志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其实,他也担心自己拔苗助长,欲速而不达,耽误了女儿的前程。
王彤本来特别喜欢看动画片和故事书,而且善于根据电视或书里的情节,变着花样儿玩各种游戏,加上她性格开朗、活泼好动,是个典型的“假小子”,在小伙伴中极有威信。以往周末,来家里邀她玩的小朋友络绎不绝。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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