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素珍又问,什么时候开始侦查,大概需要多长时间结案。
“这个就不好说了。”杨所长双臂交叉地靠在转椅上,回答说,“这要看案件的复杂程度。我们办案有时很快,三五天,甚至当天就能破案;有时又很慢,一年两年的有,十年八年的有,甚至有几十年都没有破的积案。你这个案子,人已经死亡是事实,而且是喝农药自杀的。你说死者是被虐待致死,这就需要证据。收集证据需要时间,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眼下春节刚过,农村抹牌赌博成风,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很重。我们一时半会恐怕抽不出人来办理你这个案子。当然,你自己也可以协助我们取证,只要收集的证据确凿充分,我们同样可以惩治犯罪嫌疑人。”
白素珍说,她愿意协助派出所调查取证。
杨所长认为这样最好,站起身与白素珍握手告别。
就这样,白素珍在双峰镇找了家旅社住下来,以“业余警察”的身份,开始了她的调查取证工作。
她的工作目的地,自然是王李村。
双峰镇距王李村有八里路,可以坐长途汽车,但每天的班次很少,又得花钱。
白素珍坚持步行往返。她每天一大早从双峰镇出发,步行一个多小时,到达王李村。
重回自己曾经生活了十几年的村庄,却有家难回,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熟悉的老宅早已不见了踪影。亲爱的养父养母都已离世,化作了泥土。而本应属于自己所有的房屋,仍被王厚义和他的“姘头”胡月娥霸占着。
一想起这些,白素珍就满腹悲怆,义愤填膺,怒火中烧。
王厚义你等着吧,我一定要把你送进监狱!我一定要争回养母的遗产,让你的“姘头”胡月娥和两个“非婚生子女”无处安身!
有了这种坚定的信念,白素珍变得异乎寻常的平静。她开始接近那些多年不见的父老乡亲,走进那些她曾经非常熟悉的家庭。
王李村的很多人家,她正月初一初二都已经去过了。但那时目的性不强,她不知道究竟要告王厚义哪方面的“罪行”,所以都是泛泛而谈,聊天叙旧的成分比较多。这一次就不一样了,目的非常明确,她就是要了解王厚义和胡月娥是如何虐待老人的,在发现她养母喝药之后,是如何假装抢救,遮人耳目,实则故意不作为,让她养母悲惨地死去的。
每次和别人谈话,她都想方设法把话题往这方面引,让别人说出实情,形成“铁证”。
最初,她还拿着钢笔和笔记本,一边听,一边记。
别人见她这样,就产生了思想顾虑,说话吞吞吐吐,故意遮遮掩掩,不愿意畅所欲言。
她发现这个情况后,再去另一户人家时,就不带笔和本了。她装作非常随便的样子,听到的情况就有价值得多。
她把别人说的情况牢牢地记在脑子里,回到双峰镇之后,就在旅社的房间里补充记录下来。
一些敏感的乡亲已经意识到白素珍准备与王厚义打官司。当然,有时是因为她情绪激动,流露出要控告王厚义的想法。
别人就好心地劝她。
他们说,孝天虽是孝文化之乡,农村里后人虐待老人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但很少人去打官司。
“素珍啦,你把这场官司打下来,起码要掉二十斤肉,最终还未必能够赢。”邻居皮匠三爹这样对她说。
这些奉劝和忠告,丝毫也动摇不了白素珍把官司打下去的决心。别说掉二十斤肉,就算搭上这条命,她也要为养母报仇雪恨,誓死也要把王厚义送进监狱里。
几天下来,白素珍的“微服私访”成果丰硕,已经记满了两个软面抄写本。
她拿着这两个笔记本,到双峰派出所找杨所长,询问这些“证据”够不够。
杨所长把笔记本翻了翻。回答说,内容已经差不多了,问题是别人都没有签字,他们过后要是不认账怎么办呢?证据材料必须有证人签字,不会写字的,也要让他们按上手印。
白素珍感觉有些为难。
“不让他们签字也行啊,但开庭的时候,他们必须出庭作证。”杨所长说。
要做到这一点,白素珍觉得更难。
杨所长两手一摊:“那你这几天的工作就白做了!”
无奈之下,白素珍只好再去王李村,找那些曾经提供过“证据”的人签字,或者劝说别人能够出庭作证。
情况正如她所预料的一样,没有一个人愿意在“证据”材料上签字或者按手印,更没有人愿意出庭作证。
他们说,你白素珍打完官司,拍屁股一把灰远走高飞了,我们还要在王李村活人呢!又不是说这场官司你一定能够赢,一定能让王厚义去坐牢。我们将来还要和他在一起相处几十年,哪个又愿意为你打抱不平,去得罪王厚义呢?要是与他结了怨,他不光会骂我们,说不定还会动刀子呢!
白素珍觉得这些人太势利了,没有一点儿正义感。但是,她又没有办法说服别人。
见她束手无策、非常着急的样子,皮匠三爹给她出主意。建议她去找村支书,要求大队党支部以组织的名义出证明,证明乡亲们说的都是事实。这样的效果,肯定比个人签字画押更有说服力。
白素珍眼前一亮,觉得皮匠三爹说的非常有道理。
她道过谢,马上就去找村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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