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像是没听见我的话：“你一个朋友也没有，我只是想和你做朋友。”
“你怎么知道，”我打住了话头。他在靠近我内心凝沉的污水，我最深重的罪孽。
那晚的交谈不欢而散。我把他赶回了他自己的被窝，就像驱逐一个不速之客。第二天夜里他继续锲而不舍爬我的上铺。我说：“你这样，让同学们看了，像什么样子。”
我的意图是，煽动室友嘲笑他，制止他。室友却说：“室长，你就当我们不存在。”
当着不存在的室友，陆明锐再一次成功登陆我的床。我翻过身，就当陆明锐不存在。然而我的后背告诉我，他就那里，小心翼翼地蜷着，争取一点被褥，和一点领地。
陆明锐是个健谈的人，室友们都喜欢他，抬举他。他的到来，使我们原本死气沉沉的寝室，增加了卧谈会这个熄灯后的娱乐项目。他讲毛蒋，讲牛顿的上帝，讲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甚至讲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他幸福地窝在我的被窝里口若悬河，乐趣横生。我却在想席飒然，我在想象席飒然依旧和我同城、同校、同寝室，想象他在我的被窝里，抱着我说，小白……陆明锐为我创造了想象，同时也打扰了我的想象。他在讲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有句话说的好，对于不可言说之物，务必保持沉默。
次日醒来，陆明锐不见了。就和在这个时间消失的其他室友一样。这是上课时间，他总算不再缠着我，回归正途。我从床垫下翻出席飒然的信，铺平一张空白的信纸，开始我的大业，我要瞪着这张信纸，直到它写满字，或者脑溢血。最终，我没有脑溢血，它也没有写满字，一个字也没有。我仰头看着席飒然的字迹，右手不由自主伸进被窝……我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我厌恶这个念头，最终什么也没做。能把我从这种自我厌恶和苦恼中拯救出来的，唯有繁复的习题。我的枕边有一摞这样的考卷、练习册，上面同样没有我写的字，但我已经看完了，不会比看一本更久，它们按照一定规律组合在一起，制造障碍，悄悄地隐藏谜底，或者亮出底牌，让人去反推、去证明、去排错，它们简单是因为它们是有答案的。有些事情，却没有答案。
午休时间，陆明锐打来了饭菜。他用的是我的饭盒，我不能倒掉这盒饭再重新去打。我和他没有深仇大恨，没有，就像天和地，夏和冬，火与冰。我希望我们界限分明。我一边吃饭，一边看室友的课堂笔记，这是我的习惯，一定要一心两用、一心三用，不然我什么也干不了。如果我去上语文课，我必须写理科题，不然我什么也听不进去。如果是数学课，我就会背单词，不然我根本不明白老师不耐其烦在强调什么。最好是不上课，节奏由我控制，我就能专心致志。对此，老师和同学都给了我极大的宽容，我脑子不那么正常，大家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我看完了半学期的化学笔记，陆明锐也洗完了饭盒和衣物。我辨认出阳台上挂的东西应该是我的，袜子、内裤、外套，应有尽有。那天阳光很好，他站在阳台上回过头看我，神情有一点委屈。我放下笔记本看他，他不像席飒然。席飒然从不洗我的东西。席飒然很笨，无论是饭盒，还是衣裤，都洗不干净。我一遍又一遍教他怎么洗，他总是在旁边笑嘻嘻看着。他连鞋带都系不稳，我说你鞋带散了，他会搭着我的肩，自然而然抬脚，维持姿势等我搞定。
不像席飒然的陆明锐认真地说：“白栩文，我们做朋友吧。”
陆明锐身上有股暖融融的洗衣粉的味道。席飒然是这个味道吗？我发现我忘记了，席飒然喜欢打篮球，打完篮球我们会躺在草坪上发呆，看云卷云舒，任热汗流进泥土里。小时候席飒然和我一样高，后来他只到我的肩膀，他总是忧心忡忡地叮嘱我，小白，我追不上你了，你不要再长高了。我说打篮球会长高。他就这样迷上了篮球，有时候穿着我的球服，像个心灰意懒或者朝气蓬勃的街舞少年。
陆明锐摇晃着我的肩。
我知道陆明锐说了什么。我的听力普通，但是擅长压码，可以听完整段听力材料再去看选择题，可以听小语种教授滔滔不绝数千字讲义，再笼统地记下中心思想。因此到了大学时，同学只要带上数码相机，就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揣手听教授讲课。
我不是不想回答陆明锐，而是我的思维太活跃了，不可能安分地活在当下。我不知道陆明锐为何坚持和我做朋友，除了沉默，我没有别的优点。我的内心盛满了污水，有时候凝固，有时候融化，无法改变的是，这是一泓臭不可闻无法靠近的污秽。
陆明锐改变了策略：“解释就是掩饰，沉默就是默认。”
我就这样默认了陆明锐这个朋友。然而在室友看来，白栩文和陆明锐本来就是朋友，现在两个人又更近了一步。陆明锐包揽了白栩文的课堂笔记、三餐饮食和换洗衣物。白栩文甚至几次，在洗澡或者入厕的时候，把贸然闯入的陆明锐扔了出来。
在我看来这很正常，卫生间只有一个蹲位，沐浴也只有一个喷头。不正常的是陆明锐，他什么都要争，什么都要一探究竟，我在卫生间自闭超过二十分钟，他就会忧心忡忡，问我是否安好，怀疑我丢下他，在里面独自用功开小灶。
有一次，他竟然突发奇想地问：“栩文，你是不是在做handjob？”
我把烟头冲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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