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怕。
我不知他们二人是否真的对我有意,可我怕。
这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就是狂人,就是迫害症了罢。
深陷迫害症的这些年我并未觉得不妥,只是时常感到凄凉;在我心中那个很遥远的幼时,应是有一个兄长的。
兄长待我很亲切,很温柔;然而记忆寻到深处,就断了线索。我也只得继续孤苦无助下去。
如今大哥死了,父亲死了,连那个阻碍我的毒瘤宋方觉也死了,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快活。
民国的天下争斗繁杂,军阀之争,党派之争,和那新旧道德的学者之争。我只不过是众多学者中无足挂齿的小角色,行事也极为低调,只是温吞地守在自己的《荒野》和学校,和我的学生先生探讨一番《资本论》,比任何人都尊奉赛先生和德先生,仅此而已。
梁家搬家的时候我遗留下不少手稿,都是些言辞极为激烈的,要么批驳自己任职的高校与同谋,要么批驳那些以伸张正义之名荼毒新青年的文人,以阴郁黑暗的论调批驳了所有的一切,包括政府的种种劣行,用词十分不堪;这和我平时的谦谦君子形象反差极大,流传出去是一定会被下令击毙的。
宋方觉一向偏左,而且左得极有特色,凭借他的容貌和谈吐,很能把那些陷入空想的人变成教徒。单凭这些就足够让我厌恶,更别说他是唯一一个知晓我“伪君子”身份的人了。他在归国后搬到我的旧地,打扫时发现了那些手稿。我和他暗暗对峙几年,依然一筹莫展,总是怕。怕他哪一天终于玩弄够我的神经,把那些稿子全捅出去给我好看。
如今他这一死,我便再不用担忧,整个人都神清气爽起来,行事也愈发高调。
因着梁家的身份,我起身回了趟老家,在那里卖掉酒坊,把田地和余粮尽数分了。这些举动在当地掀起一阵惊涛骇浪,不多时市面上的报刊就大力赞扬了一番我的作为,学校里的学生看我时更加崇敬,也没了那时污我假惺惺的声音,只是还有些小苍蝇在念叨我哗众取宠。
毕竟父亲名义上只是失踪,此番作为实在是不忠不孝,梁家各种思想顽固的亲戚都在唾我,只有他们的淑女对我多了几分尊敬,也更加殷勤。
我对她微笑,心中却颇为不屑。
所谓淑女,便也是这般势利。
没过多少时日,《荒野》发行量首超《旧闻》,气得那群老顽固吹胡子瞪眼;他们眼巴巴地待着新格会的申请,待到花儿都谢了,上任的新会长却是十三春雨。
十三春雨早就以艺术家、京剧大师的身份递交了申请,在仰慕者的支持下稳稳坐了上去。一个戏子居然也能兼上学者的身份,令无数人大跌眼镜,不过依他那些发表的新诗,倒是的确有这个才能的。
他每隔三日便要在京师最大的那家戏院出没一回,站在台上唱些京腔昆曲儿,再为我打听各种有用的讯息,不动声色地帮我铲除前面那些碍眼的苍蝇。
无论是事情还是人情,戏子皆为我打点得很好。
然而我懒得去想这其中缘由;毕竟这戏子是个疯子,疯子的作为是不需要缘由的。
……
戏子上任后自然有赞有唾,谁知表现最激烈的竟是我《荒野》的文人。孔非圣愤愤道:“那十三春雨今年也有三十了,戏的确是唱得好,可作风却是有些不堪,报上皆说他在美国时夜夜流连于那些贵妇人的洋房;这话说白了,他就只是个男娼而已!让他做这新诗领导人,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我听得心烦意乱,也没了和他继续研学的兴致,随口编上几句理由便起身离去。
下午我去学校教了两堂书,天色稍晚的时候又和梁婉仪去街上吃了些西点。
再见戏子时,他已早早洗去花旦的妆容,神不知鬼不觉地候在了我的床上。“……学程,你回来得好晚。”他幽幽望着我道。
天气已经渐凉,他却穿得极少,一身柔滑丝衣薄得透明,里面的春光在昏暗的天色下若隐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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