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子“呵呵”笑着，发动那辆比他岁数还大的皇冠，排气管抖得好像拖拉机，顺路送陶郁回家。
“陶哥。”六子说，“你这样的文化人，何必跟我们一样当苦劳力呢？”
陶郁不以为然：“谁说文化人不能干苦劳力，你问问中国城打黑工的，十个有八个是硕士在读，还有两个是念博士的。”
六子一笑道：“能来留学的，家里就没有揭不开锅的，打工就是为了多几个零花钱，洗个菜端个盘子了不得了，像你这样的还真少见。”
陶郁心想，我们家确实没揭不开锅，可是我快揭不开锅了。这话他不愿意跟外人说，总觉得在外面宣扬家里事，甭管好的不好的，都像是敞胸露怀给外人看，不是长脸的事。
“你就当我是行为艺术吧。”他说着指指路边，“我到了，就停这吧，你也早点回家。”
六子开车走了，陶郁双手插兜往唐海南家走，刚走两步听见身后又有发动机的声音，回头一看是常医生下班回来了。陶郁一看表，凌晨四点，唉，同是天涯苦命人。
常征锁好车走过来，还没靠近就不自觉地抽了抽鼻子，问：“找到新工作了？”
陶郁点点头。
常征：“不是杀猪吧？”
陶郁：“……”
两人轻手轻脚地回了家，各自洗漱。陶郁倒在沙发上，累得从头到脚没一处是自己的。正在半睡半醒间，感觉到有人动了动他的枕头。
“常医生？”陶郁半眯着眼，迷迷糊糊地问。
“没事，你睡吧。”常征说完，回自己房间关上了门。
陶郁这一觉睡到了第二天中午，醒来时家里另外两人都上班去了。他从沙发上爬起来叠被子，在枕头下面发现了两张subway三明治店的代金卡，一张二十美元。
陶郁笑了笑，把两张卡塞进了钱包里。
两天后开学了，再次踏进校园，陶郁莫名生出一种绝地重生的感觉。
本科时他念的是热能与动力工程，听起来跟能源搭边，其实就是修锅炉的。两年的工作经验让他对这行业有了更多的了解，申请学校时转成了环境工程，他申的是博士，相当于国内的硕博连读。别以为他是一心向学，申请博士的唯一理由是从第二年起有可能拿到奖学金，念硕士就别想从学校骗钱了。陶郁没钱，出国的钱都是自己上班时挣的，没跟家里要一分。他的钱只够付第一学期学费，努努力打工能把第二学期撑下来，后面的他就指望跟导师混好了拿奖学金了，否则一直半工半读，最可能的结果就是钱也没挣到，书也没念下来。
美国念书跟国内不大一样，自己选自己的课，必修课每年都开，可以根据自己的进度选择今年上还是以后上，反正毕业前修完就行。这样自由选课的结果，就是同一专业同年入学的人，直到毕业可能也没见过几面，尤其工科很多在职研究生，上课来下课走，根本没机会交流。
相较于美国本地的在职学生，留学生们相互之间的接触倒是比较多，按规定留学生必须注册为全职学生，这意味着每个学期都要修够一定学分，上的课多了，碰面的机会自然就多，一来二去就熟悉了。陶郁相熟的留学生有五个，一个台湾来的，一个韩国的，一个俄罗斯的，一个西班牙的，还有一个印度阿三。
台湾同胞名叫骆丰，来自台南，个头不高，带着一股淳朴的屌丝气。陶郁原本担心跟台湾同胞会有政治上的隔阂，但他很快发现担心都是多余的，骆丰同学压根儿不关心什么一个中国问题，他最关心的事是康熙来了今天请谁做嘉宾。
陶骆二人一开始并没有打得火热，因为陶郁这人不幸地对综艺节目完全没兴趣。但后来被搅屎棍一样的韩国棒子催化了一下，两人的同胞情迅速血浓于水了。事情起因是这样的，某天小韩和骆丰一起去学校超市，卖东西的小哥随口问小韩是不是中国人，小韩就出离愤怒了，质问卖货小哥为什么说他是中国人，并且指着骆丰问小哥为什么不说他是韩国人。骆丰和小哥都不太能理解小韩这种莫名其妙的炸毛行为。见自己的质问没能引起共鸣，棒子那种“全宇宙都是我大韩的”的毛病犯了，冲着骆丰喋喋不休“长白山是韩国的”、“粽子是韩国的”、“端午节是韩国的”……
以骆丰对政治的漠然程度，对这类挑衅一向持有“这干我屁事”的态度，但那天不知哪根筋搭错，忽然就热血了，面红耳赤地跟跟小韩争论起“s”。
此时陶郁恰好从旁经过，轻飘飘撂下一句“韩国是中国的”，在小韩酝酿好反击之前，他又补充了一句“”，然后就走了。
据骆丰讲，陶郁走后小韩脸憋得通红，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最后生生被气跑了。
这两人在背后像小娘儿们嚼耳根似的，猥琐地笑了一阵，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第四章
芝加哥这个地方，一年里有半年在下雪，好时光是从五月到十月，但又雨水不断。
秋假前一天晚上，陶郁有门水化学。这天预报将有暴风雨，阴了一整天，直到九点下课的时候，雨来了。陶郁看着窗外风雨交加，犹豫了两秒，决定冒雨回家——他放回去，然后去冷库搬猪肉。
狂风裹着大雨从四面八方袭来，打伞成了摆设，陶郁索性收了伞在雨里狂奔，跑回唐海南家时，狼狈地像刚从河里被捞上来。他站在门外哆哆嗦嗦地掏钥匙，门从里边打开了，常医生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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