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刚不是刘一民，没有那么复杂的思想，只是想着象松冈洋右这种鬼子大官，杀一个少一个，遇见了就是自己的福分，放过他就是自己的无能！
等刘一民的电报一到，赵勇刚马上就明白司令员这是命令他击毙松冈洋右，然后撤离哈尔滨。因此，他马上发出了联络暗号，命令随他行动的北进先遣小队集结，准备战斗。
赵勇刚很短就拿出了几套行动方案，其一是如果松冈洋右乘飞机到哈尔滨机场的话，就在松冈洋右乘车赶到火车站下汽车时用狙击手干掉他。其二是如果松冈洋右乘汽车直接进站，在上火车前用狙击手干掉他。其三是如果松冈洋右不乘坐飞机到哈尔滨，而是从大连或者长春乘坐亚细亚号特快列车抵达火车站的话，就冒充检修机车的铁路工人，在松冈洋右更换专列的时候，以检修机车为掩护，搞个电起爆炸药包放到专列下面，炸他狗日的。
结果，一开战前民主会，特战队员们就否定了用电起爆炸药的方案，因为小鬼子必定对车站提前戒严，根本无法把炸药包弄进去。战士们倒是提了新的办法，那就是在哈尔滨郊外用单管火箭炮、火箭筒攻击松冈洋右的专列，相对成功的几率会更大。
赵勇刚当即修改自己的方案，确定了两套行动方案，一套是用狙击手干掉松冈洋右，一套是在郊外用火箭筒、单管火箭炮攻击松冈洋右的专列。
方案确定后，赵勇刚命令赵浩率领大部分队员立即出城，取出埋在城外的重武器，在郊外设伏，准备火力攻击，同时做好接应城内狙击手撤退准备。赵勇刚自己则留在火车站内，指挥狙击手们布设狙击阵地，准备狙杀松冈洋右，并承担万一狙杀失败向城外传递专列开车时间和松冈洋右所在车厢的准确位置。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赵勇刚下足了功夫，每个狙击点他都亲自跑去查看，连狙击手们的撤退线路都勘察清楚。
费了这么大劲，实际上狙杀得手却很简单。
松冈洋右这家伙实际上有点象希特勒一样有点神经质，这家伙11岁时就因为家庭破产去美国谋生，被其叔父扔在美国海岸上要他自谋生路。为了活下去，他在美国的俄勒冈听差、仆人等，养成了坚忍不拔的意志。也可能是小时候的经历太过曲折，松冈洋右长大后就特别喜欢冒险，而且异常狡猾，口若悬河却言不由衷。比如他说自己是亲英美派，你就得马上想这家伙可能是准备挖坑让英美往里跳了。他说自己反对军国主义，你就得马上联想他提出的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的论断。否则的话，松冈洋右能把你忽悠瘸！
松冈洋右13日离开日本，乘飞机飞到了大连。本来，他要是直接从大连乘飞机飞到哈尔滨，下飞机就坐火车走，说不定还能躲过杀劫呢！但是，松冈洋右对大连有感情，因为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前夕，正在上海担任日本驻上海领事助理的松冈洋右从侦悉俄国舰队从越南金兰湾北上的准确动向，从而使日本海军顺利实施海上伏击、大获全胜。松冈洋右因此被任命为新设立的关东都督府第一任外事课长。在松冈洋右眼里，这大连就是他事业起步的第一站，也是他纵横情报界、外交界的大本营。结果，在大连休息了一晚上，曾经两度担任满铁总裁的松冈洋右，选择了乘坐亚细亚号高速列车北上，在长春会见了关东军司令官兼日本驻满洲国大使梅津美治郎，并于次日上午拜访了溥仪，对溥仪又大讲了一通日满一体的大道理，这才继续乘坐亚细亚号前往哈尔滨。
按照行程安排，松冈洋右到哈尔滨后不作停留，直接换成普通火车编组的专列，前往赤塔转西伯利亚铁路赶往莫斯科。
1941年3月15日下午3点，从长春开来的亚细亚号告诉列车停靠在了哈尔滨站。
此时，哈尔滨火车站早已戒严。头戴礼帽、身穿黑呢子大衣、内穿西服的松冈洋右在陪同人员簇拥下下了高速列车，与早已等候在站台上的哈尔冰驻军、宪兵等日军将领见面。然后就在一群人的簇拥下通过一等候车室出了车站，在火车站广场合影留念。
松冈洋右站在火车站广场，看着对面的圣？尼古拉教堂，伸出带着洁白的手套的手，做了个挥手致意的动作，嘴里还说着“俄罗斯，我来了”，等着摄影师抢拍照片。
就在这个时候，隐蔽在正对着火车站的圣？尼古拉教堂钟楼大钟下面的八路军狙击小组开枪了，子弹无声无息地从松冈洋右大张的嘴巴里穿了过去，一下就把松冈洋右打了个仰面而倒！
和松冈洋右同时倒霉的，是日军驻哈尔滨部队的部队长，那家伙扛着明晃晃的中将肩章，在太阳下金灿灿的，晃得八路军狙击手们眼花，自然是要陪着松冈洋右去死了。
再接着倒霉的是哈尔滨的日军宪兵司令和特务机关长，这两个家伙和那个中将一样，紧紧地靠在松冈洋右两边，明显是重要目标，不打他们打谁？
这个狙击小组仅仅是每人打了两枪，就发出了目标清除的暗号，撤退了。车站广场上的日伪军却一下子乱套了，哨子声四起，负责警戒的日军、宪兵、特务全都慌神了，牵着军犬、警犬朝车站四周扑去，展开了大搜查。
开始的时候，赵勇刚还担心狙杀失败呢，因为日军的防范太严了，个子不高、留着小八字胡的松冈洋右被严严实实地簇拥在鬼子军官们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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